第147章 终得团聚
顶点中华女子银行!
这时候,张庆元正在与何舜清商量对九六公债的垫款问题。
何舜清抬了一下手指,只说了一个字:“念。”
杜民发没有照办,只是将电报举到何舜清眼跟前。
何舜清站着,而张庆元坐着,电报背面向他。而且,汉口的事情还没汇报给他。是以张庆元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什么事?一个两个都成了木头。”
“萧耀南带着他的手下,在汉口分行放了两枪,强迫副行长交出库存。”何舜清一脸沉重,将电报轻轻放在了桌子上。
刚刚经历过军饷风波的张庆元,心中怒气尚未完全消除,又来了这样一个消息,盛怒之下将手中的钢笔狠狠一丢。弹出的笔帽飞到半空,在白墙上砸出了一个小坑后,才落下。
何舜清在身后摆摆手,示意杜民发出去,紧接着自己也跟在后面,将办公室的门带上之后。张庆元已经这样了,他就必须忍耐住,不能两个人同时情绪化。
“先报给董事会。”何舜清说着,手托着脑袋想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再拟一份申明,态度要不卑不亢,呼吁一下湖北方面……”
话还未说完,余怒未消的张庆元隔着门大吼道:“报什么报,单方面恪守程序有什么用?!去报社登一份紧急公开信,就说中行董事会代表全体董事、全体行员,求求他萧耀南了,请他把钱换回来!”
“全体行员……”杜民发记到这里时,为难地搔了一下头皮,望着何舜清求助。
“气话都分不出来吗?”何舜清的语气同样不受控地变得有些烦躁,“全体董事即可。”说完,闭着眼猛地摆了几下手。
汉口的这次风波,成了压垮中行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改变,但同时也要等到一个时机。
次年七月,广东传来了北伐军的消息,这一天终于来了。
此时,张庆元接到一封家书,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希望能见上儿子一面。于私来说,这是坏事,却给了公事上极大的便利,以此为由去了一趟上海的张庆元,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国民党方面向他承诺,各路北伐军所到之处,一律对中行实行保护。
随着立场的转移,股东总会很快做出决定,派张庆元到上海主持南方事务。为了不引起北京临时zheng府的怀疑,张庆元决定只带一名秘书同行。而妻女都在上海的何舜清自然又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宋玉芳从得到消息起,就一直在为新家而忙碌。
等到了团聚的那一天,她抱着女儿等在火车站。
虽有半年未见,但感到工作有了新希望的何舜清,却比最后一次相见时显得更加意气风发。
宋玉芳抱着孩子一下扑到了丈夫的怀里,可她只管表达着自己对于重逢的激动,却忘了孩子对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多大的概念,反而因为挤得不舒服而小声哼哼起来。
何舜清忙收干眼中的泪水,往后退了一小步。长时间的分离,使得他面对女儿时添了许多的无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年就会长大许多,大到让人有些不敢认,而一年也足够模糊她对许多人的印象。
“叫爸爸呀。”宋玉芳有些着急地催促起来,她从知道家人能团聚的第一天起就在教孩子开口,但到了关键的一刻才知道,如果不常陪着孩子,废再多口舌也是徒劳的。
何舜清脸上自然挂了一点失望,也有些许的愧疚。抬起手,又不敢真的去摸孩子的脸。她的眼神那么疑惑,也许她正在奇怪,定在墙上永远不动的人,怎么忽然会说话了。
宋玉芳便想法子安慰丈夫:“过两天就好了,我去南京接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住到第三天才好起来的。”
“知道,瞧你这样子,难道我还会为难自己的孩子吗?”何舜清点头微笑着,心里却不由去想,当初送孩子去南京时也是这样的,这么小的孩子总是被迫去适应陌生的环境,作为父母是有亏欠的,但也是无奈之举。惟愿从今以后,再也不用骨肉分离。
各地百姓对于军阀间永无休止的纷争,早已心生厌倦,再加上银行财团的看好,北伐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至民国十六年四月已挺进上海。
中行总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前往上海。最初只有张庆元与何舜清两人前来时,分行二楼腾出了一间面积不小的办公室,现在却因为不断地有同事加入,显得有些拥挤了。
为了给其他同事腾出一些空间,何舜清跟张庆元暂时共用一张办公桌,这倒省了许多事情。有什么问题,一抬头就能交流。
“蒋介石向上海商业联合会借款三百万,银行公会的意思是,公会负担两百万,剩余的就按各家银行发行额比例来分担。那样算下来,我们应该承担六十万。”何舜清说着,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马上要提,可也可以,就是一旦提走,总处的账上又紧紧巴巴的了。”
张庆元没有首先想到这些,而是关心起用途来了:“这三百万的用途……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办什么事需要花这么多钱?”
何舜清摇着头道:“详细情况问不出来,如果要我来猜测,应该是用于战后保障吧。”
张庆元又问:“单用于上海,还是?”
“用途就已经很模糊了,细节更是没有提起。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战时因为情况紧急,临时征用可以不问去向。不过以现在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特事特办了,还是要讲点规矩的好。”何舜清说时,把手伸向了电话机,“要不要转托几位和蒋介石走得近些的同仁,详细打听一下呢?”
张庆元抬了一下下巴,几乎是要同意了,但最终还是为难地改了口:“要不……还是照办吧。既然是公会商量通过的,而且也主动认了两百万,我们再要说上许多话,好像有点不尊重吧。”
何舜清想了一下,努着嘴点头表示同意。
此时他们都没有想到,甚至说没有想过,这样大好的形势,将在一夜之间彻底打破。
自从宋玉芳搬出去以后,傅咏兮一个人住着两居室的公寓,日子还是不咸不淡地过着。对面楼下有个包子铺,那家的老板手艺好,为人也热情,见到街坊往门前过总是笑盈盈地招呼。即便是隔着马路看见傅咏兮站在阳台上望风景,也会用力地对她挥着手笑,有时候还掀开蒸笼,请她下来吃刚出炉的热包子。
前两天,她在这家的包子里吃出一张纸条,她刚想喊老板过来,谁知老板就等在角落里,一把按住她的手,低声说道:“别嚷,我做的包子都没问题,看清楚了再说,别叫人家误会我。”
傅咏兮心头一跳,把那个纸条展开来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上面用草体写着一个“傅”字,底下的一点是点在竖钩外边的,这是郁思白的暗号,只有他会这么写。
为了这个字条,傅咏兮已经称病两天了,但是她没有再接到过其他的讯号,而包子铺的老板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
“是不是我不该改变生活轨迹,也许他是要去银行找我呢?不对不对,字条是在公寓对面递的,那么我只能确定他知道我的住址,工作的地方却未必知晓呀。可为什么他还不出现呢,现在不同了不是吗?”
傅咏兮一个人在家里神神叨叨地反复念着这些话,想得头疼时,常常摔在沙发上,把心里种种的情绪都发泄在抱枕上。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又过了一夜,凌晨时对面包子铺的老板开始卸下门板,准备做生意。
傅咏兮翻了一个身,面对着天花板无力地眨了两下眼,她觉得很累但又很难入睡。最后,决定起来洗一下脸,下楼吃最热乎的包子。她在期待,今天的包子也是不同的。
大门打开,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不偏不倚地挡在正中,吓得傅咏兮抱头跳起来。
这时,那个身影迅速地闪了进来,用脚把门勾上,双手扶着傅咏兮的肩膀,对她用力而低声地说道:“是我,是我啊!”
傅咏兮认出了声音,伸出手在透过灰蒙蒙的亮光仔细去辨认。
他瘦了,胡茬变得比以前浓密了,身上穿的布衣摸起来平平整整的,袖口和手肘的地方都没有补丁,他生活得应该还算不错。
“真的是你……”傅咏兮抱紧了他的脖子,伏在他的肩头放肆哭泣,“我一直以为,我以为……”
郁思白一直拍着她的背脊,安慰着她:“别哭,你的以为没有成真。”
等到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时,太阳已经露了半个脑袋。
郁思白讲起这几年的阴错阳差,一时感慨无限:“我在《申报》上看到你们银行的全体员工照,虽然你的脸就绿豆那一点大小,印得也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那就是你。事实上,当我感到局势好转的时候,我回过北京的。但是你们家搬空了,邻居说是去了天津,我又按照线索去天津找,我见到了你的父母,但从来都等不到你。我在想,你是不是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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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张庆元正在与何舜清商量对九六公债的垫款问题。
何舜清抬了一下手指,只说了一个字:“念。”
杜民发没有照办,只是将电报举到何舜清眼跟前。
何舜清站着,而张庆元坐着,电报背面向他。而且,汉口的事情还没汇报给他。是以张庆元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什么事?一个两个都成了木头。”
“萧耀南带着他的手下,在汉口分行放了两枪,强迫副行长交出库存。”何舜清一脸沉重,将电报轻轻放在了桌子上。
刚刚经历过军饷风波的张庆元,心中怒气尚未完全消除,又来了这样一个消息,盛怒之下将手中的钢笔狠狠一丢。弹出的笔帽飞到半空,在白墙上砸出了一个小坑后,才落下。
何舜清在身后摆摆手,示意杜民发出去,紧接着自己也跟在后面,将办公室的门带上之后。张庆元已经这样了,他就必须忍耐住,不能两个人同时情绪化。
“先报给董事会。”何舜清说着,手托着脑袋想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再拟一份申明,态度要不卑不亢,呼吁一下湖北方面……”
话还未说完,余怒未消的张庆元隔着门大吼道:“报什么报,单方面恪守程序有什么用?!去报社登一份紧急公开信,就说中行董事会代表全体董事、全体行员,求求他萧耀南了,请他把钱换回来!”
“全体行员……”杜民发记到这里时,为难地搔了一下头皮,望着何舜清求助。
“气话都分不出来吗?”何舜清的语气同样不受控地变得有些烦躁,“全体董事即可。”说完,闭着眼猛地摆了几下手。
汉口的这次风波,成了压垮中行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改变,但同时也要等到一个时机。
次年七月,广东传来了北伐军的消息,这一天终于来了。
此时,张庆元接到一封家书,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希望能见上儿子一面。于私来说,这是坏事,却给了公事上极大的便利,以此为由去了一趟上海的张庆元,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国民党方面向他承诺,各路北伐军所到之处,一律对中行实行保护。
随着立场的转移,股东总会很快做出决定,派张庆元到上海主持南方事务。为了不引起北京临时zheng府的怀疑,张庆元决定只带一名秘书同行。而妻女都在上海的何舜清自然又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宋玉芳从得到消息起,就一直在为新家而忙碌。
等到了团聚的那一天,她抱着女儿等在火车站。
虽有半年未见,但感到工作有了新希望的何舜清,却比最后一次相见时显得更加意气风发。
宋玉芳抱着孩子一下扑到了丈夫的怀里,可她只管表达着自己对于重逢的激动,却忘了孩子对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多大的概念,反而因为挤得不舒服而小声哼哼起来。
何舜清忙收干眼中的泪水,往后退了一小步。长时间的分离,使得他面对女儿时添了许多的无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年就会长大许多,大到让人有些不敢认,而一年也足够模糊她对许多人的印象。
“叫爸爸呀。”宋玉芳有些着急地催促起来,她从知道家人能团聚的第一天起就在教孩子开口,但到了关键的一刻才知道,如果不常陪着孩子,废再多口舌也是徒劳的。
何舜清脸上自然挂了一点失望,也有些许的愧疚。抬起手,又不敢真的去摸孩子的脸。她的眼神那么疑惑,也许她正在奇怪,定在墙上永远不动的人,怎么忽然会说话了。
宋玉芳便想法子安慰丈夫:“过两天就好了,我去南京接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住到第三天才好起来的。”
“知道,瞧你这样子,难道我还会为难自己的孩子吗?”何舜清点头微笑着,心里却不由去想,当初送孩子去南京时也是这样的,这么小的孩子总是被迫去适应陌生的环境,作为父母是有亏欠的,但也是无奈之举。惟愿从今以后,再也不用骨肉分离。
各地百姓对于军阀间永无休止的纷争,早已心生厌倦,再加上银行财团的看好,北伐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至民国十六年四月已挺进上海。
中行总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前往上海。最初只有张庆元与何舜清两人前来时,分行二楼腾出了一间面积不小的办公室,现在却因为不断地有同事加入,显得有些拥挤了。
为了给其他同事腾出一些空间,何舜清跟张庆元暂时共用一张办公桌,这倒省了许多事情。有什么问题,一抬头就能交流。
“蒋介石向上海商业联合会借款三百万,银行公会的意思是,公会负担两百万,剩余的就按各家银行发行额比例来分担。那样算下来,我们应该承担六十万。”何舜清说着,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马上要提,可也可以,就是一旦提走,总处的账上又紧紧巴巴的了。”
张庆元没有首先想到这些,而是关心起用途来了:“这三百万的用途……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办什么事需要花这么多钱?”
何舜清摇着头道:“详细情况问不出来,如果要我来猜测,应该是用于战后保障吧。”
张庆元又问:“单用于上海,还是?”
“用途就已经很模糊了,细节更是没有提起。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战时因为情况紧急,临时征用可以不问去向。不过以现在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特事特办了,还是要讲点规矩的好。”何舜清说时,把手伸向了电话机,“要不要转托几位和蒋介石走得近些的同仁,详细打听一下呢?”
张庆元抬了一下下巴,几乎是要同意了,但最终还是为难地改了口:“要不……还是照办吧。既然是公会商量通过的,而且也主动认了两百万,我们再要说上许多话,好像有点不尊重吧。”
何舜清想了一下,努着嘴点头表示同意。
此时他们都没有想到,甚至说没有想过,这样大好的形势,将在一夜之间彻底打破。
自从宋玉芳搬出去以后,傅咏兮一个人住着两居室的公寓,日子还是不咸不淡地过着。对面楼下有个包子铺,那家的老板手艺好,为人也热情,见到街坊往门前过总是笑盈盈地招呼。即便是隔着马路看见傅咏兮站在阳台上望风景,也会用力地对她挥着手笑,有时候还掀开蒸笼,请她下来吃刚出炉的热包子。
前两天,她在这家的包子里吃出一张纸条,她刚想喊老板过来,谁知老板就等在角落里,一把按住她的手,低声说道:“别嚷,我做的包子都没问题,看清楚了再说,别叫人家误会我。”
傅咏兮心头一跳,把那个纸条展开来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上面用草体写着一个“傅”字,底下的一点是点在竖钩外边的,这是郁思白的暗号,只有他会这么写。
为了这个字条,傅咏兮已经称病两天了,但是她没有再接到过其他的讯号,而包子铺的老板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
“是不是我不该改变生活轨迹,也许他是要去银行找我呢?不对不对,字条是在公寓对面递的,那么我只能确定他知道我的住址,工作的地方却未必知晓呀。可为什么他还不出现呢,现在不同了不是吗?”
傅咏兮一个人在家里神神叨叨地反复念着这些话,想得头疼时,常常摔在沙发上,把心里种种的情绪都发泄在抱枕上。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又过了一夜,凌晨时对面包子铺的老板开始卸下门板,准备做生意。
傅咏兮翻了一个身,面对着天花板无力地眨了两下眼,她觉得很累但又很难入睡。最后,决定起来洗一下脸,下楼吃最热乎的包子。她在期待,今天的包子也是不同的。
大门打开,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不偏不倚地挡在正中,吓得傅咏兮抱头跳起来。
这时,那个身影迅速地闪了进来,用脚把门勾上,双手扶着傅咏兮的肩膀,对她用力而低声地说道:“是我,是我啊!”
傅咏兮认出了声音,伸出手在透过灰蒙蒙的亮光仔细去辨认。
他瘦了,胡茬变得比以前浓密了,身上穿的布衣摸起来平平整整的,袖口和手肘的地方都没有补丁,他生活得应该还算不错。
“真的是你……”傅咏兮抱紧了他的脖子,伏在他的肩头放肆哭泣,“我一直以为,我以为……”
郁思白一直拍着她的背脊,安慰着她:“别哭,你的以为没有成真。”
等到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时,太阳已经露了半个脑袋。
郁思白讲起这几年的阴错阳差,一时感慨无限:“我在《申报》上看到你们银行的全体员工照,虽然你的脸就绿豆那一点大小,印得也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那就是你。事实上,当我感到局势好转的时候,我回过北京的。但是你们家搬空了,邻居说是去了天津,我又按照线索去天津找,我见到了你的父母,但从来都等不到你。我在想,你是不是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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