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章 钱谦益践行恒产论
朱由检的有产税设想,毫无疑问没得到群臣支持。
尤其是杨嗣昌等人,对此激烈反对。
他们或许是拥有很多土地,或许是觉得这个政策,不利于家族发展。
之前担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户部左侍郎李长庚指出:
“江南一带多官田,苏松两府的官田数量,更是能达到七八成。”
“如今的江南官田虽说是归官府所有,实际除了租税更重之外,买卖与民田无异。”
“陛下将没有官爵的民户拥有的官田数量限制在一二百亩,臣恐民间生乱。”
向皇帝仔细讲解江南官田的变化,如今实情如何。
朱由检听着他的解说,认识到江南情况的复杂。心中更庆幸自己之前坚持了祖制,没有让苏松江浙人担任户部官员——
否则户部的反对会更激烈,这种措施根本连提都不用提。苏松等地的江南人一定会要求减免官田赋税,而不是限制官田。
如今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朱由检只能说道:
“先在北直隶试行,南直隶等地以后再说。”
“朕的意见就是,为国出力的贵族和官员,上限要高一些。”
“尤其是贵族的庄田,以后可转为爵田。和军官、军士、军户的世业田一样,只需缴纳十一税。”
“其余官吏按品级,可租种一定数量的官田。”
“没有为国效力的,每户租种的官田最多限制在一百亩或二百亩。”
“如果有超出上限,或者勒令分户,或者每超过一百亩,租税增加一成比例。”
“最高每户一千亩,不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这个措施,让一些官员稍微接受了些。但是更多的官员,仍然不愿接受。
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这种措施得到通过,皇帝对超级有产者的征税,有可能成为常态。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赋税,需要他们缴纳。
杨嗣昌就指出,赋税应该公平,应该计亩均输。不能因为有些人家中的田地多,就让他们交重税。
这让之前看过他的《地官集》、觉得他在财政上颇有见地的朱由检,眉头紧皱起来。
以大明当前的局势,如果对所有人征收同样的赋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会在生存危机下造反。
反而是土地众多的大地主,还能压榨出一些。
再想到杨嗣昌之前提议加征辽饷,朱由检觉得这个人虽然有才,却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不能让他插手财政,免得天下皆反。
所以他严厉训斥道:
“户部之事归户部,枢密院不要随意干涉。”
“军政已经分立,枢密院和政务院的官员,要有这个自觉。”
罚了杨嗣昌三个月俸禄,让他公开检讨,写文章发表在邸报上。
群臣听到皇帝这个训斥,顿时心中一凛。
因为这不仅代表着皇帝坚持征收有产税的态度,还是对军政分立的公开表态。
之前枢密院的官员还高兴于军事上的事务几乎都由他们决断,如今才认识到以前在兵部时能插嘴的政务,已经和自己无关。
纵然杨嗣昌之前曾担任户部官员,如今在户部事务上也没有置喙余地。除了同时属于政务院的兵部尚书外,所有枢密院官员,都无权干涉政务。
杨嗣昌面对这个训斥,只能跪地请罪。之前因为方略被皇帝采纳的自得,也收敛了起来——
此时他才认识到,皇帝对制度的重视,远远高过个人。他就是现在受宠,也不能随意违规。
借着处罚杨嗣昌,朱由检暂时压住了反对的声音,继续道:
“凡是遵守限田政策、依法缴纳赋税的,在各地盐业公司招股时,应该予以优先。”
“他们若想建工坊、商社,也应该在专利授权等方面予以优待,在官府采购的时候,同等条件下优先。”
“须知天下的财富不止农业一种,若是想发大财,还要从事工商。”
引导那些富裕家庭,向工商行业发展。
群臣听着皇帝如此直白的话语,虽然觉得言利有些不对,却也认识到皇帝没有不让他们致富的心思。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占据土地太多,让小民没有田地生存。
如果能够以多余的土地,换取盐业公司的股分。相信很多家族,会愿意遵守限田政策、或者缴纳有产税。
这让群臣对有产税的反对,不再那么激烈。但是这件事情,仍旧没有定下来。
群臣以兹事体大为由,提出召开廷议。廷议通过之后,再在北直隶试行。
朱由检知道现在举行廷议,多半无法通过。所以他提出如果通过廷议,那就全国实施。只在北直隶试行,无需通过提议。
并且明确要把盐业专营政策,和限田与有产税挂钩。两者一同试行,用盐业公司的股份,补偿在限田上受损的人。
甚至还勒令户部盐政总署拍卖各地盐业公司的股份,用拍卖所得收益,补上今年辽饷不足的部分。
否则户部就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一笔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只能答应在北直隶试行。以后是否在全国实施,需要举行廷议。
这让朱由检点了点头,觉得试行之后再举行廷议的话,有产税通过的把握更大一些。
自己能利用这段时间,改变能参加廷议的大臣想法。
不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亲力亲为,而是交给了钱谦益,这个在明面上提出超级有产税的人。
钱谦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皇帝授以如此重任。
之前他在写出《恒产论》,按皇帝的要求提出对超级有产者征税后,事后就有些后悔。因为有很多人,指责他这种理论。
所以后面皇帝要求他写奏疏提议征税的时候,他装作没有听懂退缩。只是按皇帝的要求限制庙产,不让寺院道观成为超级有产者。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阻力很大。很多宗教界人士,反对这项政策。
他们知道这项措施是当今皇帝提出的,却不敢诋毁皇帝。只能诋毁钱谦益,阻止他限制庙产。
不过钱谦益得到皇帝的明确指示,自然不敢不实行。对所有宗教的庙产,都进行严格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诋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产——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产的事情,也终于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产税。
并且要确保以后廷议时,有产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叹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恒产论》起,我就注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产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着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着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产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于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恒产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产多少。
产量低的地方,恒产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恒产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恒产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于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恒产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恒产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恒产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恒产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恒产者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最早把恒产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
并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恒产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征收有产税和超级有产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产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将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众,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众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
他们纷纷认为,从一百亩开始征收有产税,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应该只对一千亩以上的富豪家庭,征收超级有产税。
还有些一点税都不愿加的,在报纸上对有产税激烈反对。
整个京城的舆论界,剧烈沸腾起来。报纸的销量也节节升高,并且依靠太仆寺渐渐在各地设立的邮递公司,影响到整个顺天府和北直隶。
很多北直隶的地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利益上的相关,不得不卷了进来。
这些人态度不一,而且需要表达。一些地主开始雇佣士子,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记者和撰稿人这个职业,开始火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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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杨嗣昌等人,对此激烈反对。
他们或许是拥有很多土地,或许是觉得这个政策,不利于家族发展。
之前担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户部左侍郎李长庚指出:
“江南一带多官田,苏松两府的官田数量,更是能达到七八成。”
“如今的江南官田虽说是归官府所有,实际除了租税更重之外,买卖与民田无异。”
“陛下将没有官爵的民户拥有的官田数量限制在一二百亩,臣恐民间生乱。”
向皇帝仔细讲解江南官田的变化,如今实情如何。
朱由检听着他的解说,认识到江南情况的复杂。心中更庆幸自己之前坚持了祖制,没有让苏松江浙人担任户部官员——
否则户部的反对会更激烈,这种措施根本连提都不用提。苏松等地的江南人一定会要求减免官田赋税,而不是限制官田。
如今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朱由检只能说道:
“先在北直隶试行,南直隶等地以后再说。”
“朕的意见就是,为国出力的贵族和官员,上限要高一些。”
“尤其是贵族的庄田,以后可转为爵田。和军官、军士、军户的世业田一样,只需缴纳十一税。”
“其余官吏按品级,可租种一定数量的官田。”
“没有为国效力的,每户租种的官田最多限制在一百亩或二百亩。”
“如果有超出上限,或者勒令分户,或者每超过一百亩,租税增加一成比例。”
“最高每户一千亩,不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这个措施,让一些官员稍微接受了些。但是更多的官员,仍然不愿接受。
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这种措施得到通过,皇帝对超级有产者的征税,有可能成为常态。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赋税,需要他们缴纳。
杨嗣昌就指出,赋税应该公平,应该计亩均输。不能因为有些人家中的田地多,就让他们交重税。
这让之前看过他的《地官集》、觉得他在财政上颇有见地的朱由检,眉头紧皱起来。
以大明当前的局势,如果对所有人征收同样的赋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会在生存危机下造反。
反而是土地众多的大地主,还能压榨出一些。
再想到杨嗣昌之前提议加征辽饷,朱由检觉得这个人虽然有才,却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不能让他插手财政,免得天下皆反。
所以他严厉训斥道:
“户部之事归户部,枢密院不要随意干涉。”
“军政已经分立,枢密院和政务院的官员,要有这个自觉。”
罚了杨嗣昌三个月俸禄,让他公开检讨,写文章发表在邸报上。
群臣听到皇帝这个训斥,顿时心中一凛。
因为这不仅代表着皇帝坚持征收有产税的态度,还是对军政分立的公开表态。
之前枢密院的官员还高兴于军事上的事务几乎都由他们决断,如今才认识到以前在兵部时能插嘴的政务,已经和自己无关。
纵然杨嗣昌之前曾担任户部官员,如今在户部事务上也没有置喙余地。除了同时属于政务院的兵部尚书外,所有枢密院官员,都无权干涉政务。
杨嗣昌面对这个训斥,只能跪地请罪。之前因为方略被皇帝采纳的自得,也收敛了起来——
此时他才认识到,皇帝对制度的重视,远远高过个人。他就是现在受宠,也不能随意违规。
借着处罚杨嗣昌,朱由检暂时压住了反对的声音,继续道:
“凡是遵守限田政策、依法缴纳赋税的,在各地盐业公司招股时,应该予以优先。”
“他们若想建工坊、商社,也应该在专利授权等方面予以优待,在官府采购的时候,同等条件下优先。”
“须知天下的财富不止农业一种,若是想发大财,还要从事工商。”
引导那些富裕家庭,向工商行业发展。
群臣听着皇帝如此直白的话语,虽然觉得言利有些不对,却也认识到皇帝没有不让他们致富的心思。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占据土地太多,让小民没有田地生存。
如果能够以多余的土地,换取盐业公司的股分。相信很多家族,会愿意遵守限田政策、或者缴纳有产税。
这让群臣对有产税的反对,不再那么激烈。但是这件事情,仍旧没有定下来。
群臣以兹事体大为由,提出召开廷议。廷议通过之后,再在北直隶试行。
朱由检知道现在举行廷议,多半无法通过。所以他提出如果通过廷议,那就全国实施。只在北直隶试行,无需通过提议。
并且明确要把盐业专营政策,和限田与有产税挂钩。两者一同试行,用盐业公司的股份,补偿在限田上受损的人。
甚至还勒令户部盐政总署拍卖各地盐业公司的股份,用拍卖所得收益,补上今年辽饷不足的部分。
否则户部就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一笔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只能答应在北直隶试行。以后是否在全国实施,需要举行廷议。
这让朱由检点了点头,觉得试行之后再举行廷议的话,有产税通过的把握更大一些。
自己能利用这段时间,改变能参加廷议的大臣想法。
不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亲力亲为,而是交给了钱谦益,这个在明面上提出超级有产税的人。
钱谦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皇帝授以如此重任。
之前他在写出《恒产论》,按皇帝的要求提出对超级有产者征税后,事后就有些后悔。因为有很多人,指责他这种理论。
所以后面皇帝要求他写奏疏提议征税的时候,他装作没有听懂退缩。只是按皇帝的要求限制庙产,不让寺院道观成为超级有产者。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阻力很大。很多宗教界人士,反对这项政策。
他们知道这项措施是当今皇帝提出的,却不敢诋毁皇帝。只能诋毁钱谦益,阻止他限制庙产。
不过钱谦益得到皇帝的明确指示,自然不敢不实行。对所有宗教的庙产,都进行严格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诋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产——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产的事情,也终于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产税。
并且要确保以后廷议时,有产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叹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恒产论》起,我就注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产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着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着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产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于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恒产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产多少。
产量低的地方,恒产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恒产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恒产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于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恒产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恒产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恒产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恒产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恒产者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最早把恒产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
并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恒产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征收有产税和超级有产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产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将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众,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众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
他们纷纷认为,从一百亩开始征收有产税,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应该只对一千亩以上的富豪家庭,征收超级有产税。
还有些一点税都不愿加的,在报纸上对有产税激烈反对。
整个京城的舆论界,剧烈沸腾起来。报纸的销量也节节升高,并且依靠太仆寺渐渐在各地设立的邮递公司,影响到整个顺天府和北直隶。
很多北直隶的地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利益上的相关,不得不卷了进来。
这些人态度不一,而且需要表达。一些地主开始雇佣士子,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记者和撰稿人这个职业,开始火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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