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刚与柔
“郑皇贵妃?”
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注:记得高拱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嘲讽严党聚会的话么?我记得前文中我写到过。)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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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注:记得高拱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嘲讽严党聚会的话么?我记得前文中我写到过。)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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