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九章 九州离乱李继朱?
“朕本边地良民,世居银州,无举旗反叛之旧,无抗捐抗税之前。少为人欺,为商破财,为役遭撤,然报国之心不改,遂投军报国,希建班超之业。后闻东虏入关,涂炭百姓,朕雀跃束甲,欲与建奴血战。然崇祯昏庸,任用奸佞,尽散援军,朕哭无生路,遂从义军。朕举义以来,虽不无杀戮,然终以秦地良民自诩。今即入三秦,当为父老之羽翼。秦地三恶,苛税贪官胡虏,前两者,朕已下令尽除,唯胡虏尚为百姓心腹大患。自英宗以来,夺我粮草,掠我妻儿,烧我房屋,虽有不世之将,最多十载太平。朕思虑良久,觉克敌之要,在于犁庭扫穴,胡虏有两要地,一曰河湟,二曰河套,此两地,水草肥而城池固,明贼无能,尽弃与胡虏。胡虏据此,进则无险,退则有据。然朕以为,天道在夏不在夷,朕即为秦地之主,当效穆公之略,夷狄若肯入夏归化,则为吾之百姓,不肯则为骚狐野犬,杀之不过春秋之狩。朕今出榜告知三秦豪杰,愿与吾同狩者,当立于军旗之下。”
皇极殿内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在大声诵读着李自成称帝之后的这道檄文。
除了有时举行各种典礼,皇极殿其实很少用于上朝,大明皇帝处理政事,一般放在奉天门,乾清宫等处,内阁每每有政事要商议,都是到乾清宫去向皇帝奏请。不过最近皇极殿人流不断,频繁的朝议在这里举行一次又一次。
也难怪,最近这半年多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军国大事便如太平年间正月十五的花灯一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南直隶游荡了两个月的张献忠,连续攻克了几十座州县城池之后,大模大样的效仿李自成,将所部西营改称大西军。并且设立官吏管理地方,一副要呆在南直隶不走了的架势。但是,当南直隶的官绅们纷纷逃往上海之后。他便又调转马头,刀锋向西,全军数十万人马连绵百里沿江西进,兵锋直逼偏沅地区的岳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与李自成所部大顺军隔江相望遥相呼应。
偏沅巡抚李乾德同总兵孔希贵领兵二万守城陵矶,不久退到岳州,打算凭城固守。十月初五日,张献忠率二十万大西军围攻岳州。以数十门火炮昼夜不停猛轰城垣,李乾德见势不妙。同监军道许璟带着军队逃往长沙。大西军遂占领岳州,打开了入湘的门户。
接着,张献忠挥师南下,于十月二十三日进抵长沙。偏沅巡抚李乾德、湖广巡按刘熙祚和总兵孔希贵,拥簇着封在长沙的吉王和从荆州避难而来的惠王逃往衡州(今衡阳),投奔桂王。二十五日,明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领着所部官军投降。义军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州推进。明惠王、桂王在官军保护下准备经永州逃往广西;结果被张可望轻骑追上,惠王宗室尽数被屠,桂王虽侥幸逃脱,却是惊吓过甚。没几日便病死。吉王则是在武将汤执中、杨国栋拥簇下逃到广东连州,不久也是因惊吓过度而病死。
张献忠乃以长沙、岳州为基地,分兵收取左近郡县,招兵买马不说,更是派遣官吏在各处推行所谓西王仁政,大体上和李自成在河南、孙传庭在陕西,李华宇在山东所行的钱粮赋税制度相差无几。都是深受升斗小民所欢迎,令官绅宗室为之色变的招数。
吉王仅在长沙、善化两县就霸占了肥沃田地七、八十万亩,占两县田额总数的十分之四,又在醴陵县占有籽粒田六千八百九十五亩。楚王占地数字就不说了。但是他每年收取的租银多达二万一千三百两,租谷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七石。荣王仅在湖南桃源一县就征收田租一千八百两、山场刀斧钱九十六两。在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的楚王、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不是覆宗灭祀,就是远窜他乡。这些历年来从小民百姓手中劫夺来的土地山林。按照张献忠、张可望、张定国父子们商议的法度,悉数交由现在耕作之人继续耕作,所获三成交军营为军粮,“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和“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占领长沙之初。张献忠就发布了一道著名的檄文:“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
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常德,这里是各部农民军的死对头杨嗣昌的老家。几次张献忠、李自成等人都在他的统兵追剿之下险些兵败身死。如今到了这个时候,你能够指望张献忠能够和主席那样有风度,把溪口的房屋坟墓保护好,一草一木都不动?
“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发下这道命令之后,常德知府周圣楷、司理王宇帱当即遵令执行。杨嗣昌的坟墓被大西军挖开,开棺戮尸。
偏沅几乎全省大部分地区便是兵不血刃的大西军占领,除了湘西少数地区县分为土司所控制除外。便是与偏沅接境的江西等处州县也人心动摇,各级官府陷于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混乱当中。大西军的檄牌传到赣南,州府的明朝官僚吓得鸡飞狗走,南赣兵备道王孙兰自缢而死。
万载县的棚民首领丘仰寰、卢南阳等人更是乘势而起,宣布归附西营八大王节制。十月初五日,丘仰寰带领部众攻占袁州府城(府治宜春县)。本着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的原则,左良玉当即遣副总兵吴学礼统兵五千从北面的九江来争夺袁州。在左良玉看来,我的兵打不过李自成、张献忠,惹不起李守汉。难道你一个区区的丘仰寰,刚刚拉起队伍的棚民我还对付不了?果然,丘部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兵缺乏作战经验。袁州被左良玉兵马攻下,丘仰寰本人也被俘斩首。
明军重占袁州后,到处奸淫掳掠,滥施屠戮,使当地人民遭到极大的灾难。史籍中记载颇多。仅举例以见一斑:“宜春江东居民某,左兵入其乡搜众山,所匿之人尽杀之。或一兵而索贯数十人头者。入某居任其炮烙淫杀,众以为官兵不敢犯。某曰:‘杀人者贼也。天下岂有官兵杀人之理乎?愿弃所居与众燔之,庶可稍缓旦夕,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众从其约,夜执械负薪围燔之。兵见火起,以银撒地曰:‘取金’。某曰:‘此诱我也。’尽力烧杀之。遂各据飞剑潭以自守。潭上一带幸免左兵之患。”这一点倒是和几百年后的一支军队很像,对付外敌没什么能耐,屠杀起自己国家的百姓来却是个个都是好手。只杀得江西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只杀得大别山可以用老百姓的尸首来修桥梁。更是令人发指的是,号称自己是政府军队,竟然玩起了最黑暗罪恶的人口贸易,师长军长们用卡车运了几十卡车的妇女拉到汉口、南京这些地方卖了!土匪都干不出来的事情,堂堂国民政府的将军们个个干得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且,如果是在青海甘肃这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地方,这些事情是马家军这些野蛮落后的封建武装干得,这地也还好洗些,可是。这可是堂堂的中央军,而且是在国民政府的腹心地带,妇女们被卖的都是汉口、上海这些民国范儿十足的大城市!
所以说,如果不是看在抗日的份上。换一个环境的话,当初被日军在南京屠杀的那些****战俘,只怕也是配得上恶贯满盈四个字。
有这样的军队为张献忠打先锋,江西等处的老百姓自然是“屯结山险,以拒官兵”、“兵民仇杀”。大西军参将毕登云领兵由萍乡而来,“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更是出现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堂堂的江西总督吕大器带着兵马到了峡江,被峡江县民遮杀若干,夺去了八匹马。吕大器无可奈何,乃生一计,派出部下冒充“八大王”张献忠的队伍。峡江县民失察轻信,开门出来迎接,献上县印、马二十五匹和大批粮草。结果,吃饱喝足之后,吕总督脸色一变,开始算变天账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偏沅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在得知李守汉的南粤军开始从赣南向北步步逼近后,仔细掂量一下利弊得失,张献忠开始准备做战略转移。他令张可望留守长沙,督率当地乡绅、归顺了西营的原明朝给事中、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的史可镜等人,守住长沙岳州等地,他从岳州统领大军向北移动,攻破咸宁、蒲圻,开始向武昌进军!
一时间,偏沅和江西两省的大西军旗帜如云人马如海般自东向西而来。而左良玉所部便是龟缩于九江城中,眼睁睁看着张献忠的大队人马昼夜不停的从眼前经过,络绎不绝的往武昌去,却连出城截击的勇气也不曾有半点。
但是,当张献忠的大队人马从九江开过去之后,却不曾想到,他这一动,竟然是给了局促于九江一隅的左良玉一个极佳的借口,在被南粤军水陆两军钳制的死死的左良玉,当即便慷慨激扬的宣布要逆流而上,回保省城武昌!说完这一番话后,便纵兵在九江大肆掠夺,将几乎整个九江地区的青壮年尽数拉了壮丁,强行编入军队之中,之后便是飞也似的向西狂奔。便是南粤军水师在安庆得知了消息之后,派出炮船截击,也只能是将他的后卫那群刚刚被强征入伍的壮丁十余万人截下,左良玉的老底子却是逃之夭夭了。
此时江汉重镇武昌已经岌岌可危,西面和北面是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面是张献忠部兼程而来。武昌城内一片混乱。缺兵缺饷,朝不保夕。分封在这里的楚王朱华奎,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能够像开封的周王那样拿出钱来养兵设防,也好让武昌能够支撑到援军到来。
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人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绝了指望,哭着出府。直到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令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
他在这个时候一心要掌握这支人马,其内心到底是不是想学学当年的燕王朱棣那样,利用这批“新兵”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咱们自然不得而知。不过这批“新兵”。全是败在李自成闯营手下的惊弓之鸟,都是些散兵游勇,兵油子、营混子之类的角色,骗骗军饷没问题,打仗?他们的百米冲刺和跨栏水平丝毫不比裤裆里藏手榴弹的前夫水平差!
正月初五日,张献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初八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十日进攻武昌府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义军入城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张献忠见了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扔进河中淹死。贺逢圣被俘后,张献忠将其释放回家。然而贺却说,“我大臣。不可苟活”,自己跑到滋阳湖王会桥投水而死。这点可是比水太冷强多了,人家是当真殉国,而不是作秀给别人看。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大西,改省城武昌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张献忠住进楚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九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
《竹中记》里记载下张献忠进入湖北后,关于筹措军饷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作为军饷,楚王朱华奎就是个典型例子。
各种史籍中,对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记载颇多,但是却也是有许多禁不起推敲,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说辞。编写《圆圆曲》的大才子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算是比较靠谱的书,也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又说义军尽把漂亮的妇女编入“婆子营”,“收其值,给军用”。
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也说:“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这段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妇女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赀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义军普通士兵又不准私藏银财,那么“夜合之赀”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焉。”(见《竹中记》)“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什么意思呢?住人家的房子,把房子点火烧了;吃人家的饭,往饭里拉屎撒尿,抢别人的财物,强奸别人的女人。这是什么样的禽兽不如之人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文人笔下被描绘成以杀人为乐趣的杀人魔王张献忠却严禁任意屠杀。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中记载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张献忠在武昌开国登基,宣布自己为大西皇帝。与他遥遥相对的,已经攻取了西安的李自成,同样也是于正月初一日登基称帝,国号大顺建号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府为宫殿。并且令人编纂历书。
除了这些之外,更是封功臣、定官制、改军制、定财赋、铸造新钱,开科取士。一切俨然便是开国气象。
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计有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
读着李自成这位新近登基立国的大顺皇帝的册封功臣招数,那官员不由得偷眼看看宝座上的崇祯,迅疾又将视线收回,只管低眉顺眼的继续读这份名单。(~^~)
PS:这一章引用的史料较多,但是如果不用的话,一时难以描述清楚那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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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极殿内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在大声诵读着李自成称帝之后的这道檄文。
除了有时举行各种典礼,皇极殿其实很少用于上朝,大明皇帝处理政事,一般放在奉天门,乾清宫等处,内阁每每有政事要商议,都是到乾清宫去向皇帝奏请。不过最近皇极殿人流不断,频繁的朝议在这里举行一次又一次。
也难怪,最近这半年多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军国大事便如太平年间正月十五的花灯一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南直隶游荡了两个月的张献忠,连续攻克了几十座州县城池之后,大模大样的效仿李自成,将所部西营改称大西军。并且设立官吏管理地方,一副要呆在南直隶不走了的架势。但是,当南直隶的官绅们纷纷逃往上海之后。他便又调转马头,刀锋向西,全军数十万人马连绵百里沿江西进,兵锋直逼偏沅地区的岳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与李自成所部大顺军隔江相望遥相呼应。
偏沅巡抚李乾德同总兵孔希贵领兵二万守城陵矶,不久退到岳州,打算凭城固守。十月初五日,张献忠率二十万大西军围攻岳州。以数十门火炮昼夜不停猛轰城垣,李乾德见势不妙。同监军道许璟带着军队逃往长沙。大西军遂占领岳州,打开了入湘的门户。
接着,张献忠挥师南下,于十月二十三日进抵长沙。偏沅巡抚李乾德、湖广巡按刘熙祚和总兵孔希贵,拥簇着封在长沙的吉王和从荆州避难而来的惠王逃往衡州(今衡阳),投奔桂王。二十五日,明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领着所部官军投降。义军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州推进。明惠王、桂王在官军保护下准备经永州逃往广西;结果被张可望轻骑追上,惠王宗室尽数被屠,桂王虽侥幸逃脱,却是惊吓过甚。没几日便病死。吉王则是在武将汤执中、杨国栋拥簇下逃到广东连州,不久也是因惊吓过度而病死。
张献忠乃以长沙、岳州为基地,分兵收取左近郡县,招兵买马不说,更是派遣官吏在各处推行所谓西王仁政,大体上和李自成在河南、孙传庭在陕西,李华宇在山东所行的钱粮赋税制度相差无几。都是深受升斗小民所欢迎,令官绅宗室为之色变的招数。
吉王仅在长沙、善化两县就霸占了肥沃田地七、八十万亩,占两县田额总数的十分之四,又在醴陵县占有籽粒田六千八百九十五亩。楚王占地数字就不说了。但是他每年收取的租银多达二万一千三百两,租谷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七石。荣王仅在湖南桃源一县就征收田租一千八百两、山场刀斧钱九十六两。在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的楚王、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不是覆宗灭祀,就是远窜他乡。这些历年来从小民百姓手中劫夺来的土地山林。按照张献忠、张可望、张定国父子们商议的法度,悉数交由现在耕作之人继续耕作,所获三成交军营为军粮,“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和“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占领长沙之初。张献忠就发布了一道著名的檄文:“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
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常德,这里是各部农民军的死对头杨嗣昌的老家。几次张献忠、李自成等人都在他的统兵追剿之下险些兵败身死。如今到了这个时候,你能够指望张献忠能够和主席那样有风度,把溪口的房屋坟墓保护好,一草一木都不动?
“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发下这道命令之后,常德知府周圣楷、司理王宇帱当即遵令执行。杨嗣昌的坟墓被大西军挖开,开棺戮尸。
偏沅几乎全省大部分地区便是兵不血刃的大西军占领,除了湘西少数地区县分为土司所控制除外。便是与偏沅接境的江西等处州县也人心动摇,各级官府陷于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混乱当中。大西军的檄牌传到赣南,州府的明朝官僚吓得鸡飞狗走,南赣兵备道王孙兰自缢而死。
万载县的棚民首领丘仰寰、卢南阳等人更是乘势而起,宣布归附西营八大王节制。十月初五日,丘仰寰带领部众攻占袁州府城(府治宜春县)。本着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的原则,左良玉当即遣副总兵吴学礼统兵五千从北面的九江来争夺袁州。在左良玉看来,我的兵打不过李自成、张献忠,惹不起李守汉。难道你一个区区的丘仰寰,刚刚拉起队伍的棚民我还对付不了?果然,丘部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兵缺乏作战经验。袁州被左良玉兵马攻下,丘仰寰本人也被俘斩首。
明军重占袁州后,到处奸淫掳掠,滥施屠戮,使当地人民遭到极大的灾难。史籍中记载颇多。仅举例以见一斑:“宜春江东居民某,左兵入其乡搜众山,所匿之人尽杀之。或一兵而索贯数十人头者。入某居任其炮烙淫杀,众以为官兵不敢犯。某曰:‘杀人者贼也。天下岂有官兵杀人之理乎?愿弃所居与众燔之,庶可稍缓旦夕,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众从其约,夜执械负薪围燔之。兵见火起,以银撒地曰:‘取金’。某曰:‘此诱我也。’尽力烧杀之。遂各据飞剑潭以自守。潭上一带幸免左兵之患。”这一点倒是和几百年后的一支军队很像,对付外敌没什么能耐,屠杀起自己国家的百姓来却是个个都是好手。只杀得江西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只杀得大别山可以用老百姓的尸首来修桥梁。更是令人发指的是,号称自己是政府军队,竟然玩起了最黑暗罪恶的人口贸易,师长军长们用卡车运了几十卡车的妇女拉到汉口、南京这些地方卖了!土匪都干不出来的事情,堂堂国民政府的将军们个个干得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且,如果是在青海甘肃这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地方,这些事情是马家军这些野蛮落后的封建武装干得,这地也还好洗些,可是。这可是堂堂的中央军,而且是在国民政府的腹心地带,妇女们被卖的都是汉口、上海这些民国范儿十足的大城市!
所以说,如果不是看在抗日的份上。换一个环境的话,当初被日军在南京屠杀的那些****战俘,只怕也是配得上恶贯满盈四个字。
有这样的军队为张献忠打先锋,江西等处的老百姓自然是“屯结山险,以拒官兵”、“兵民仇杀”。大西军参将毕登云领兵由萍乡而来,“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更是出现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堂堂的江西总督吕大器带着兵马到了峡江,被峡江县民遮杀若干,夺去了八匹马。吕大器无可奈何,乃生一计,派出部下冒充“八大王”张献忠的队伍。峡江县民失察轻信,开门出来迎接,献上县印、马二十五匹和大批粮草。结果,吃饱喝足之后,吕总督脸色一变,开始算变天账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偏沅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在得知李守汉的南粤军开始从赣南向北步步逼近后,仔细掂量一下利弊得失,张献忠开始准备做战略转移。他令张可望留守长沙,督率当地乡绅、归顺了西营的原明朝给事中、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的史可镜等人,守住长沙岳州等地,他从岳州统领大军向北移动,攻破咸宁、蒲圻,开始向武昌进军!
一时间,偏沅和江西两省的大西军旗帜如云人马如海般自东向西而来。而左良玉所部便是龟缩于九江城中,眼睁睁看着张献忠的大队人马昼夜不停的从眼前经过,络绎不绝的往武昌去,却连出城截击的勇气也不曾有半点。
但是,当张献忠的大队人马从九江开过去之后,却不曾想到,他这一动,竟然是给了局促于九江一隅的左良玉一个极佳的借口,在被南粤军水陆两军钳制的死死的左良玉,当即便慷慨激扬的宣布要逆流而上,回保省城武昌!说完这一番话后,便纵兵在九江大肆掠夺,将几乎整个九江地区的青壮年尽数拉了壮丁,强行编入军队之中,之后便是飞也似的向西狂奔。便是南粤军水师在安庆得知了消息之后,派出炮船截击,也只能是将他的后卫那群刚刚被强征入伍的壮丁十余万人截下,左良玉的老底子却是逃之夭夭了。
此时江汉重镇武昌已经岌岌可危,西面和北面是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面是张献忠部兼程而来。武昌城内一片混乱。缺兵缺饷,朝不保夕。分封在这里的楚王朱华奎,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能够像开封的周王那样拿出钱来养兵设防,也好让武昌能够支撑到援军到来。
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人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绝了指望,哭着出府。直到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令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
他在这个时候一心要掌握这支人马,其内心到底是不是想学学当年的燕王朱棣那样,利用这批“新兵”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咱们自然不得而知。不过这批“新兵”。全是败在李自成闯营手下的惊弓之鸟,都是些散兵游勇,兵油子、营混子之类的角色,骗骗军饷没问题,打仗?他们的百米冲刺和跨栏水平丝毫不比裤裆里藏手榴弹的前夫水平差!
正月初五日,张献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初八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十日进攻武昌府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义军入城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张献忠见了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扔进河中淹死。贺逢圣被俘后,张献忠将其释放回家。然而贺却说,“我大臣。不可苟活”,自己跑到滋阳湖王会桥投水而死。这点可是比水太冷强多了,人家是当真殉国,而不是作秀给别人看。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大西,改省城武昌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张献忠住进楚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九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
《竹中记》里记载下张献忠进入湖北后,关于筹措军饷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作为军饷,楚王朱华奎就是个典型例子。
各种史籍中,对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记载颇多,但是却也是有许多禁不起推敲,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说辞。编写《圆圆曲》的大才子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算是比较靠谱的书,也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又说义军尽把漂亮的妇女编入“婆子营”,“收其值,给军用”。
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也说:“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这段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妇女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赀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义军普通士兵又不准私藏银财,那么“夜合之赀”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焉。”(见《竹中记》)“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什么意思呢?住人家的房子,把房子点火烧了;吃人家的饭,往饭里拉屎撒尿,抢别人的财物,强奸别人的女人。这是什么样的禽兽不如之人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文人笔下被描绘成以杀人为乐趣的杀人魔王张献忠却严禁任意屠杀。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中记载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张献忠在武昌开国登基,宣布自己为大西皇帝。与他遥遥相对的,已经攻取了西安的李自成,同样也是于正月初一日登基称帝,国号大顺建号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府为宫殿。并且令人编纂历书。
除了这些之外,更是封功臣、定官制、改军制、定财赋、铸造新钱,开科取士。一切俨然便是开国气象。
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计有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
读着李自成这位新近登基立国的大顺皇帝的册封功臣招数,那官员不由得偷眼看看宝座上的崇祯,迅疾又将视线收回,只管低眉顺眼的继续读这份名单。(~^~)
PS:这一章引用的史料较多,但是如果不用的话,一时难以描述清楚那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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