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六十章 大案件!
年轻的派出所长走了,中午不用请客。
下午的会议非常重要,不需要请客正好。
韩博看看时间,打电话叫上小计直接本食堂,请师傅提前开放,三口两口吃完驱车去市委,在市委等了四十多分钟,与关局汇合,一起赶到经侦支队听汇报。
会场安排在经侦支队,参加汇报的人员却不只是经侦民警。
经侦支队长刘向戎、刑警支队长王东、网警支队长陈兴康和技侦支队魏华副支队长全来了。过去三个多月,多警种协同作战,在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上取得一系列战果,而今天召开的也是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会议。
想到正在侦办的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刘向戎便抑制不住地激动,指着投影荧幕上一张张落网嫌犯的照片,不无兴奋地汇报道:“自去年8月以来,我市及香港连续发生多起冒充市局支队、啰湖分局、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在局党委指示下,我经侦支队会同刑警、网监、技侦等单位迅速开展查控打击,经缜密侦查,打掉大大小小21个诈骗团伙,抓获两百八十多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掌握到四个躲在境外对我中国公民实施诈骗的窝点……”
作为公安局长,谁不想侦破几起有影响力的大案。
在关局看来破获辖区内发生的命案那是本分,想出成绩就要侦办这样的案件。韩博这个刑侦副局长没让他失望,终于真正烧起到深正上任以来的第一把火!
干过四年多警务联络官,韩博深知办理涉外案件有多难,坐在这儿静静地听着汇报,脑海里则在不断考虑怎么才能捣毁疯狂作案的这几个犯罪团伙,怎么才能把这几个团伙的一百多名嫌犯抓回来送上法庭。
韩博心不在焉,汇报仍在继续。
第三个发言的网警支队长铿锵有力地说:“我市拥有比较完善的网监系统,该系统能从案件本身出发找到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IP地址,从而定位犯罪窝点。根据刑警支队和经侦支队提供的线索,我支队已掌握数据高达六千多万条。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电信诈骗分子的窝点主要集中在柬埔寨、菲律宾及印尼的雅加达市和坤店市。这几个窝点属印尼的两个窝点最为猖狂,自去年12月24日以来,他们虚拟国内多地公安、检察机关的电话号码,冒充警察、检察官向国内发起呼叫近30000次,诈骗作案数百起,仅我市就发案7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为了这一刻,之前做了多少准备,投入了多少警力和财力?
不仅大胆地派侦查员远赴国外调查取证,甚至利用担任驻南非警务联络官时的关系,在南非华人中物建了一个特情,从南非回台湾,再从台湾辗转至印尼,想尽办法打入诈骗团伙。
现在说话的功夫,诈骗分子或许正在拨打诈骗电话,一些防范意识不强的群众这会或许正在上当受骗。
韩博不想听成绩,只想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侧身看看关局,回头提醒道:“同志们,时间紧急,长话短说,先说重点。”
“是!”
刘向戎反应过来,急忙接过话茬,指着投影荧幕上的犯罪团伙架构图,如数家珍地汇报道:“报告关局,报告韩局,我们目前掌握的诈骗团伙已形成一条隐秘的、有组织、有规模的产业链条,类似传销组织,他们自己也把实施诈骗的话务行窝点称之为‘公司’。
他们的诈骗行为堪称产业化运作、公司化经营。他们是由多个分工明确的分团伙支撑,它们之间可能是隶属关系,也可能为互利关系,还有可能是单项服务关系。
这个浮出水面的台湾籍男子叫林国良,有证据显示他就是雅加达和坤店市几个诈骗话务窝点的实际出资人,依据所诈骗到的钱款数额获取提成。作为‘金主’,他无疑要拿大头!”
前期工作尤其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连躲在印尼的台湾籍主犯的身份都搞清楚了,关局紧盯着荧幕上穿着花格子短袖的嫌疑人满意的点点头。
“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是话务员,具体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在话务窝点负责网络线路和设备维护的是‘键盘手’或称为‘电脑手’;转账窝点称为‘水房’,一般设在台湾;提供银行卡的人称为‘车商’,取款人员为‘车手’……”
“他们很清楚我国的国情,他们制定固定的线路,精心设计诈骗剧本进行作案,内部分工明确、流程清晰。”
“具体的怎么操作的?”关局面无表情地问。
“一环套一环,正常情况下由一线话务员使用网络电话,根据被害人信息直接拨打电话,冒充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来核实身份,告知其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黑钱或其它‘违法犯罪’,等受害人上钩再转到二线话务员;
二线话务员则声称为专案组办案人员,告知受害人涉嫌洗钱,核实受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和余额;三线话务员则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骗取密码,并与‘水房’对接,由‘水房’将受害人银行账户内的钱转走。”
刘向戎顿了顿,接着道:“在话务人员实施电话诈骗前,他们会做几方面的准备。首先,通过非法手段购买受害者信息,他们内部称之为‘菜单’或‘料’。一般包括受害者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具体地址,这些主要由台湾‘金主’提前提供给话务窝点;
根据‘菜单’涉及的地域信息,话务窝点的‘键盘手’联系改号平台提供者,使得受害人手机显示的号码为当地公安的号码;‘键盘手’甚至时时与线路提供者保持联系,保障通话质量。”
“事先设计的剧本里有各种问答细节,包括被骗者怀疑的时候怎么说,什么时候打电话,话务员完全按照被骗者的心理行事,非常周密。打电话时,甚至有专门设备制造出公安机关、检察院乃至法院的工作声音作为背景音。”
“关局,他们非常狡猾,从现在的情况看群众上当受骗不能全归咎于防范意识不强。”王东低声补充道:“比如他们在行骗时,会主动让受害者打114查询主叫电话是哪个单位的。”
“改号了,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关局沉吟道。
“所以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这里有一个细节,他只给受害者一分钟时间查询,拨打114,确认主叫号码是我们公安机关或检察院的,还没来得及按主叫号码回拨过去,他们又打过来了,来电显示为同一个号码,一个不慎就上当。”
“太可恶了!”
关局冷哼了一声,转身问:“他们内部是怎么分赃的?”
“报告关局,在前段时间的专项行动中,我成功抓获一个因旅游签证到期回国的话务员,在团伙中她也算一个小头目,在行骗的同时兼负责统计窝点同伙的‘业绩’。据她交代,一线话务员能提成5%,二三线分别提取8%,车商提取15%—20%……
每天晚上,窝点都会开总结会,一二三线分别召开,对于骗术比较高明的录音还会分享学习,同时也会分析没有诈骗成功的案例;对于连续多天没有诈骗成功的人员,还会罚背或手抄剧本。””
王东补充道:“在话务人员选择上,他们堪称‘精挑细选’,主要从国内挑选。那些话务员明知道出国从事的是电信诈骗,但为获取高薪还是心甘情愿地去。在分工上,普通话好的,主要打北方地区‘客户’。粤语好的,打东广及香港‘客户’。
窝点组织者还会定期进行情景式‘培训’,亲自扮演公安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话务员不同人该用什么语气通话。组织者会设计不同的剧本,定期更换。将一些固定问题以问答的形式设置好并且印成文档,供话务员在打电话行骗时查询。”
王东话音刚落,一个坐在后排的民警起身递上一叠资料。
不看不知道,一看大吃一惊,厚厚一叠竟然全是行骗所使用的“剧本”,全是问答形势的,有索引,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骗到钱转入账户后,诈骗者要想法把钱取出,而许多ATM机都有最高取款额,一般规定上限为2万元。他们便设置关联账户,通过网上银行第一时间分流资金。比如当被骗者转账100万元,该账户会立即将其分流到50个账户内,然后遍布内地、台湾、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车手’们立即行动,在50个ATM机上取现,每人取2万元。”
王东指指投影荧幕上刚出现的一张照片,低声道:“我们的侦查员在印尼侦查时发现,一名‘车手’4个小时内,用几十张银行卡从雅加达的不同ATM机上取走三大包现金。这些现金随后直接汇入统一的洗钱账户中,钱被洗白后再汇入身处台湾头目的账户中。”
坐在身边的刑侦副局长干过四年多警务联络官,关局对韩博非常有信心,觉得部里绝对会支持,韩博办理这样的案件又有经验,捣毁这几个窝点,把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犯抓回来应该不难。
对市局而言这只是一起案件,但能够想象到该团伙诈骗过多少人?
换言之,捣毁一个团伙,抓捕引渡回一批嫌犯,能够一举破获的侵财案件将会数以千起,这是什么效率,破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关局翻看了一会儿“剧本”,抬头道:“前期工作做得不错,由此可见只要部里下定决心展开国际警务合作,捣毁这几个窝点,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抓回来不难。”
“有韩局在,相信部里肯定会支持。以我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相信印尼警方也会提供协作,但依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能打掉他们。”
“为什么?”
“尽管他们躲在国外,但警戒线依然很高,为逃避打击,我们掌握的这几窝点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人换点。从今年1月初进入我们视线开始到本月4日,他们相继搬过家,距离第一个窝点有20分钟左右车程。”
侦查员是王东派出去的,韩博托现任驻南非警务联络官发展的特情也归他领导,对案情非常了解。
他顿了顿,继续汇报道:“为了不引起印尼警方的注意,他们的内部管理非常严格,食物和生活日用品等采购由专人负责,从国内招聘的话务员一下飞机就被接到窝点,平时不出门,直到三个月旅游签证期满买机票回国。”
刘向戎禁不住补充道:“话务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对各种通讯工具都非常熟悉。在整个犯罪团体中扮演的是底层工作人员的角色,而团伙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则大都来自台湾地区。”
“现在掌握了多少名嫌犯身份?”
“由于警力和经费的关系,我们的侦查重点放在印尼的四个窝点,现掌握台湾籍嫌犯47名,内地过去的嫌犯131名。最新情报显示,他们在国内又招聘了一批人员,计划于下周二启程。”
“韩博同志,你怎么看?”
“要不明天一早我陪您去一趟省厅?”
想办理这样的案件必须由公安部出面,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很难将嫌犯绳之以法,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越级上报可不行。
关局微微点点头,想想又说道:“晚上去吧,在那儿住一晚,明天一早向厅领导汇报。”
“也行,”韩博放下笔,低声道:“同志们,汇报材料准备一下,等会儿我和关局带走。”
“是!”
“一定要全面,比如受害人的信息诈骗团伙是怎么搞到的,又比如他们的线路是怎么租用的。上级组织这样的大行动,要么不打,打就要打掉整个链条,我们没掌握的没办法,掌握的全要体现在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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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支队长刘向戎、刑警支队长王东、网警支队长陈兴康和技侦支队魏华副支队长全来了。过去三个多月,多警种协同作战,在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上取得一系列战果,而今天召开的也是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会议。
想到正在侦办的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刘向戎便抑制不住地激动,指着投影荧幕上一张张落网嫌犯的照片,不无兴奋地汇报道:“自去年8月以来,我市及香港连续发生多起冒充市局支队、啰湖分局、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在局党委指示下,我经侦支队会同刑警、网监、技侦等单位迅速开展查控打击,经缜密侦查,打掉大大小小21个诈骗团伙,抓获两百八十多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掌握到四个躲在境外对我中国公民实施诈骗的窝点……”
作为公安局长,谁不想侦破几起有影响力的大案。
在关局看来破获辖区内发生的命案那是本分,想出成绩就要侦办这样的案件。韩博这个刑侦副局长没让他失望,终于真正烧起到深正上任以来的第一把火!
干过四年多警务联络官,韩博深知办理涉外案件有多难,坐在这儿静静地听着汇报,脑海里则在不断考虑怎么才能捣毁疯狂作案的这几个犯罪团伙,怎么才能把这几个团伙的一百多名嫌犯抓回来送上法庭。
韩博心不在焉,汇报仍在继续。
第三个发言的网警支队长铿锵有力地说:“我市拥有比较完善的网监系统,该系统能从案件本身出发找到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IP地址,从而定位犯罪窝点。根据刑警支队和经侦支队提供的线索,我支队已掌握数据高达六千多万条。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电信诈骗分子的窝点主要集中在柬埔寨、菲律宾及印尼的雅加达市和坤店市。这几个窝点属印尼的两个窝点最为猖狂,自去年12月24日以来,他们虚拟国内多地公安、检察机关的电话号码,冒充警察、检察官向国内发起呼叫近30000次,诈骗作案数百起,仅我市就发案7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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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话的功夫,诈骗分子或许正在拨打诈骗电话,一些防范意识不强的群众这会或许正在上当受骗。
韩博不想听成绩,只想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侧身看看关局,回头提醒道:“同志们,时间紧急,长话短说,先说重点。”
“是!”
刘向戎反应过来,急忙接过话茬,指着投影荧幕上的犯罪团伙架构图,如数家珍地汇报道:“报告关局,报告韩局,我们目前掌握的诈骗团伙已形成一条隐秘的、有组织、有规模的产业链条,类似传销组织,他们自己也把实施诈骗的话务行窝点称之为‘公司’。
他们的诈骗行为堪称产业化运作、公司化经营。他们是由多个分工明确的分团伙支撑,它们之间可能是隶属关系,也可能为互利关系,还有可能是单项服务关系。
这个浮出水面的台湾籍男子叫林国良,有证据显示他就是雅加达和坤店市几个诈骗话务窝点的实际出资人,依据所诈骗到的钱款数额获取提成。作为‘金主’,他无疑要拿大头!”
前期工作尤其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连躲在印尼的台湾籍主犯的身份都搞清楚了,关局紧盯着荧幕上穿着花格子短袖的嫌疑人满意的点点头。
“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是话务员,具体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在话务窝点负责网络线路和设备维护的是‘键盘手’或称为‘电脑手’;转账窝点称为‘水房’,一般设在台湾;提供银行卡的人称为‘车商’,取款人员为‘车手’……”
“他们很清楚我国的国情,他们制定固定的线路,精心设计诈骗剧本进行作案,内部分工明确、流程清晰。”
“具体的怎么操作的?”关局面无表情地问。
“一环套一环,正常情况下由一线话务员使用网络电话,根据被害人信息直接拨打电话,冒充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来核实身份,告知其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黑钱或其它‘违法犯罪’,等受害人上钩再转到二线话务员;
二线话务员则声称为专案组办案人员,告知受害人涉嫌洗钱,核实受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和余额;三线话务员则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骗取密码,并与‘水房’对接,由‘水房’将受害人银行账户内的钱转走。”
刘向戎顿了顿,接着道:“在话务人员实施电话诈骗前,他们会做几方面的准备。首先,通过非法手段购买受害者信息,他们内部称之为‘菜单’或‘料’。一般包括受害者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具体地址,这些主要由台湾‘金主’提前提供给话务窝点;
根据‘菜单’涉及的地域信息,话务窝点的‘键盘手’联系改号平台提供者,使得受害人手机显示的号码为当地公安的号码;‘键盘手’甚至时时与线路提供者保持联系,保障通话质量。”
“事先设计的剧本里有各种问答细节,包括被骗者怀疑的时候怎么说,什么时候打电话,话务员完全按照被骗者的心理行事,非常周密。打电话时,甚至有专门设备制造出公安机关、检察院乃至法院的工作声音作为背景音。”
“关局,他们非常狡猾,从现在的情况看群众上当受骗不能全归咎于防范意识不强。”王东低声补充道:“比如他们在行骗时,会主动让受害者打114查询主叫电话是哪个单位的。”
“改号了,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关局沉吟道。
“所以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这里有一个细节,他只给受害者一分钟时间查询,拨打114,确认主叫号码是我们公安机关或检察院的,还没来得及按主叫号码回拨过去,他们又打过来了,来电显示为同一个号码,一个不慎就上当。”
“太可恶了!”
关局冷哼了一声,转身问:“他们内部是怎么分赃的?”
“报告关局,在前段时间的专项行动中,我成功抓获一个因旅游签证到期回国的话务员,在团伙中她也算一个小头目,在行骗的同时兼负责统计窝点同伙的‘业绩’。据她交代,一线话务员能提成5%,二三线分别提取8%,车商提取15%—20%……
每天晚上,窝点都会开总结会,一二三线分别召开,对于骗术比较高明的录音还会分享学习,同时也会分析没有诈骗成功的案例;对于连续多天没有诈骗成功的人员,还会罚背或手抄剧本。””
王东补充道:“在话务人员选择上,他们堪称‘精挑细选’,主要从国内挑选。那些话务员明知道出国从事的是电信诈骗,但为获取高薪还是心甘情愿地去。在分工上,普通话好的,主要打北方地区‘客户’。粤语好的,打东广及香港‘客户’。
窝点组织者还会定期进行情景式‘培训’,亲自扮演公安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话务员不同人该用什么语气通话。组织者会设计不同的剧本,定期更换。将一些固定问题以问答的形式设置好并且印成文档,供话务员在打电话行骗时查询。”
王东话音刚落,一个坐在后排的民警起身递上一叠资料。
不看不知道,一看大吃一惊,厚厚一叠竟然全是行骗所使用的“剧本”,全是问答形势的,有索引,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骗到钱转入账户后,诈骗者要想法把钱取出,而许多ATM机都有最高取款额,一般规定上限为2万元。他们便设置关联账户,通过网上银行第一时间分流资金。比如当被骗者转账100万元,该账户会立即将其分流到50个账户内,然后遍布内地、台湾、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车手’们立即行动,在50个ATM机上取现,每人取2万元。”
王东指指投影荧幕上刚出现的一张照片,低声道:“我们的侦查员在印尼侦查时发现,一名‘车手’4个小时内,用几十张银行卡从雅加达的不同ATM机上取走三大包现金。这些现金随后直接汇入统一的洗钱账户中,钱被洗白后再汇入身处台湾头目的账户中。”
坐在身边的刑侦副局长干过四年多警务联络官,关局对韩博非常有信心,觉得部里绝对会支持,韩博办理这样的案件又有经验,捣毁这几个窝点,把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犯抓回来应该不难。
对市局而言这只是一起案件,但能够想象到该团伙诈骗过多少人?
换言之,捣毁一个团伙,抓捕引渡回一批嫌犯,能够一举破获的侵财案件将会数以千起,这是什么效率,破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关局翻看了一会儿“剧本”,抬头道:“前期工作做得不错,由此可见只要部里下定决心展开国际警务合作,捣毁这几个窝点,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抓回来不难。”
“有韩局在,相信部里肯定会支持。以我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相信印尼警方也会提供协作,但依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能打掉他们。”
“为什么?”
“尽管他们躲在国外,但警戒线依然很高,为逃避打击,我们掌握的这几窝点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人换点。从今年1月初进入我们视线开始到本月4日,他们相继搬过家,距离第一个窝点有20分钟左右车程。”
侦查员是王东派出去的,韩博托现任驻南非警务联络官发展的特情也归他领导,对案情非常了解。
他顿了顿,继续汇报道:“为了不引起印尼警方的注意,他们的内部管理非常严格,食物和生活日用品等采购由专人负责,从国内招聘的话务员一下飞机就被接到窝点,平时不出门,直到三个月旅游签证期满买机票回国。”
刘向戎禁不住补充道:“话务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对各种通讯工具都非常熟悉。在整个犯罪团体中扮演的是底层工作人员的角色,而团伙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则大都来自台湾地区。”
“现在掌握了多少名嫌犯身份?”
“由于警力和经费的关系,我们的侦查重点放在印尼的四个窝点,现掌握台湾籍嫌犯47名,内地过去的嫌犯131名。最新情报显示,他们在国内又招聘了一批人员,计划于下周二启程。”
“韩博同志,你怎么看?”
“要不明天一早我陪您去一趟省厅?”
想办理这样的案件必须由公安部出面,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很难将嫌犯绳之以法,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越级上报可不行。
关局微微点点头,想想又说道:“晚上去吧,在那儿住一晚,明天一早向厅领导汇报。”
“也行,”韩博放下笔,低声道:“同志们,汇报材料准备一下,等会儿我和关局带走。”
“是!”
“一定要全面,比如受害人的信息诈骗团伙是怎么搞到的,又比如他们的线路是怎么租用的。上级组织这样的大行动,要么不打,打就要打掉整个链条,我们没掌握的没办法,掌握的全要体现在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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